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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可能是国内第一千个或者第一千零一个知道桌游的人,这并不重要,但是我是第一个把它的价值挖掘出来的人。”杜彬说。玩了一段时间的“三国杀”之后,杜彬主动找到黄恺,说“三国杀”肯定好卖,我们成立公司吧,主营桌游产品。
其实杜彬毕业时面临三个选择,一是去著名外企IBM做研发人员,4年IBM实习生的经历让杜彬比一般的正式员工还“老资格”;二是选择成长型较高的创业企业;三是自己主导去创业“三国杀”的项目。也许出于对“第一个”的冒险与热情,身为清华计算机高材生的杜彬走了“旁门左道”,选择了跟同学不一样的创业路。
但是,做第一个并不是那么容易。在正式成立公司前,要探探路子,小批量地试售。第一批“三国杀”卡牌有5000套,基本上是手工制作。要先到喷绘店喷绘图片,然后把图片贴到卡纸上,再用切卡机切割成卡牌。“其实这种工作应该是居委会老大妈做的,工作量挺大的。”杜彬说,自己的妈妈都被拉来切纸牌,虽然她并不理解儿子。有时候两人闹矛盾了,妈妈就说:“我还不给你切了呢!”不怪妈妈生气,因为那时候没人能相信卡牌可以拿来卖。
创业最难的还是市场推广。当时黄恺、李由还是在校学生,两人忙着完善产品,而市场推广的任务落到了杜彬身上,“北京的渠道基本上是我一家一家地‘死磕’出来的。”杜彬说,很多事情要放下架子才能做。当时杜彬在北京南边租了一套民房,兼作办公室和仓库。他经常跑到南五环的货场,不管身上穿着什么衣服,都要亲自拉板车,一箱箱搬运货物。
然而,杜彬仍会遇到不少尴尬。“清华的博士怎么会做纸牌来卖?”这种疑问最初来自家里人,后来扩展到卡牌印刷厂的工人。“跟他们聊着聊着,当得知你的身份,人家就会很诧异,问此类的问题。”杜彬坦言,在最艰难的时候,他也曾动摇过,也曾质疑过自己的选择。
为什么有的人学历越高,很多事情反而越做不了?杜彬给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。“那是因为想法在作怪,觉得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情。自己首先要突破这种想法,才能把喜欢的事情坚持做下去。”
随着渠道的扩展和口口相传,玩“三国杀”的人越来越多。2007年年底,杜彬、黄恺、李由3个人凑了5万元,成立了游卡桌游工作室。半年以后,公司吸引到“三国杀”的资深玩家、游戏产业经验积累已十几年的黄今和尹龙,核心创业团队扩大到5人。2008年11月,全国首家桌游公司——北京游卡桌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正式成立。
公司的壮大延续了传奇的色彩。不到两年的时间,公司壮大为六七十人,并吸引了盛大集团的投资,负责开发“三国杀”网络游戏。如今,“三国杀”卡牌已经累计销售100多万套,2009年公司的营业额已经达到1000万元,游卡桌游还开发了“砸蛋”、“福神”等针对不同玩家的游戏。
让人惊喜的是,“三国杀”带动了桌游店的发展,桌游产业链条正在形成。杜彬说,就像咖啡馆、茶吧、水吧最早兴起一样,大家并不是为了喝咖啡、喝茶才到那里,而是需要和朋友聚在一起,满足情感交流的需求,“跟谁玩什么游戏并不重要,而是跟谁在一起玩”,所以,桌游在一线城市很有市场,大家有需求从网络中走出来,回归原始的游戏。
“可以说,‘三国杀’是中国桌游产业的基石,打开了市场,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。没有‘三国杀’,桌游会推迟一两年出现,或者被其他产品代替。”杜彬说,“三国杀”受众已占据中国桌游用户份额的80%-90%,在“三国杀”出现之前,北京的桌游用户只有两三百人,而现在,仅线上的活跃用户就高达400万。
星星之火如何燎原——“三国杀”的未来
“三国杀”会不会昙花一现?杜彬说,之前中国桌游有两次短暂的繁荣发展的历史:一次是强手棋,很快被电子游戏取代;一次是万智牌,也很快被网络游戏取代。两次失败的原因都是因为单个产品作战,没有借助正在发展的信息产业,从而被挤压出市场。杜彬说,“三国杀”会吸取教训,借助互联网形成产业,让桌游产业与互联网互相带动、互相补充。杜彬说,国内的桌面游戏市场刚刚兴起,他希望与桌游从业者、玩家共同努力,在中国能形成一个健康、阳光的桌游产业。眼下,怎么设计桌游,懂的人并不多,“但是,对于怎么设计,我们从来都用开放的心态来对待,希望带动行业走向成熟规范。”杜彬说,游卡桌游最近召开“设计师俱乐部”,以培养专业的桌游设计师,武汉、四川等地的设计师都慕名前来。
对于大学生创业,杜彬贡献了自己的三个切身体会。第一,要勤于思考,开阔自己的眼界,养成分析问题的习惯,不管看到旧事物还是新事物,要向靠近自己行业的方面去想,为什么人家会成功。比如开心网,其实没有技术壁垒,但是创意很好。第二,要把想法转化成行动,不管多小的想法,都不要觉得小就不做了。做也要一点点地做,由点到面。第三,要有风险控制意识,让有经验的人加入你的创业团队,不要一毕业就创业,而是要工作几年再创业,在工作中积累创业的实践经验。
总结:1、创业要有好的创意
2.要注意版权问题,防止侵权带来的打击
3.有想法要大胆去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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